曾雪麟昔日自述:5.19之后还能站起来已是奇迹

2月19日，曾雪麟追悼会暨遗体告别仪式在深圳殡仪馆举行。86岁的他去的有些突然，但亦算是高龄仙逝。

从事足球报道22年的我已经记不清曾经多少次采访曾雪麟，称呼曾雪麟为“老爷子”也已经成为习惯，对老爷子音容笑貌的记忆更是从来不曾消失，即便是在中国足球再无曾雪麟之后的今天。

老爷子爱足球，也恨足球。爱足球，是因为这是他一生的至爱；恨足球，不是因为“5·19”，而是因为恨铁不成钢！

老爷子曾则不止一次地说：“中国足球不翻身，我死不瞑目！”但是，很遗憾，一辈子话题围绕“中国香港队”，围绕“5·19”的老爷子，离世之前，看到的，却是中国队在新一届世界杯征途中接连两次0比0平中国香港队！中国足球，没有给老人家一个安心离去的理由！

跟老爷子聊天也好，采访也罢，话题总是离不开中国足球，离不开“5·19”。但翻阅当年采访老爷子的旧文，最感悲怅的，还是他在2009年10月他对我说的那句话：“我已经80岁了，而中国足球的希望又只有寄望目前还是10岁以下的小孩，所以我是肯定看不到中国足球走向世界的那一天了！”这是怎样一种痛与悲哀，也许只有老爷子本人才能真正体会。

老爷子说，“5·19”是他一辈子的痛，而“5·19”之后自己能够重新站起来，更是一种奇迹。当年的老爷子在“5·19”前后究竟经历了什么？透过2005年5月19日我采访老爷子时他的自述，我们便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值此送别老爷子之际，重发旧文，也算是对老爷子在天之灵的一种缅怀与慰藉吧——

“‘5·19'时球员月工资88元”

5·19，中国足球的一个拐点。

我是在苏永舜差一点将中国队带进世界杯之后被任命主教练的，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还并不是中国足协，而是国家体委下属的足球办公室，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足协可以说只是一块空招牌，实权还全部在足球办公室的手中，而当时负责这项具体工作的，除了足办主任陈家亮之外，便是已经出任训练局副局长的年维泗。不过，我虽然被任命为中国队的主教练，但选拔队员的权力却并不是在我这个主教练的手中，当时国家队实行的是领队负责制，每一名队员的入选都需要通过领队和教练组的共同协商才可能获得通过。事实上，即便在确定了入选名单之后，教练组也不是就可以随时调人了，必须通过足办向运动员所属省市足协或体委下发调令，再由他们通知相应的球队及队员才可以完成基本的手续。如此层层下达，通常征调一名运动员至少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可以完成。

另外，由于足办当时手中没钱，对于国家队的支持如果同现在相比的话也可以说真的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据我记忆，当时像古广明和李辉这样的运动员的工资也就是88元，入选国家队的队员可以得到的补贴也就是每个月10元，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另外受客观条件和经费的限制，当时我们不仅最多只能通过录像观看部份国外联赛的比赛，而且即便是想亲临现场考察对手的情况也显得相当的不现实。比如说，那年外围赛时我本来准备到香港观看一场他们的比赛，但领导告诉我：外汇数额有限，对手实力又不咋地，你还是不要去了吧。正是因为失去了这样的机会使得我们在5月19日同香港队比赛时，显得对对手的情况缺乏起码的了解，这可以说也为“5.19”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我之所以将中国队当时的这种背景说出来，就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思想：现在执教中国队的环境真是太好了，让我特别的羡慕。坦率地说，如果我们当时也能够有现在这种环境的话，虽然我不敢说就一定能够将中国队带出去，但至少也不至于会让我留下那么多的遗憾吧。

不过，虽然当时的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我们那一届国家队的队员应该说还是相当争气的，继在长城杯和印度尼赫鲁金杯上接连取得比较理想的成绩之后，在于新加坡举行的亚洲杯上也创造了迄今为止都还算是最佳的成绩----亚军。我记得非常的清楚，虽然我们在决赛中负于了沙特队，但足办连同一年的补贴在内还是给每一名队员发了300元的奖金，因为我们毕竟也算是取得了一次突破性的成绩，至于国内的球迷当时更是因此对这一届国家队充满了希望。

“‘5·19'当天领导开了半天的会”

韩国名帅车范根专程赶来送别曾雪麟。

同香港队比赛之前，中国队的优势可以说是相当明显的，有着7个净胜球的优势，这也意味着我们只要同香港队打成平局便可以顺利晋级下一阶段的比赛了，如果这种情况换成现在的国家队，可以说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忧，打平出线就万事大吉了。但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赛前，当时的中国足协名誉主席程子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便已经明确表态：由于这场球是在北京进行，如果我们家门口都被香港队打平了的话，那实际上便等于我们输掉了这场比赛。当时的传媒更是造势说：同香港队比赛，中国队如果不能胜出对方两个球以上的话，便不能算是赢球。应该说以中国队和香港队当时的实力对比，外界对于球队寄予厚望本来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由于当时我们在调解队员心态方面明显缺乏经验，再加上对球队提出这种希望的又不仅仅只是普通的球迷，所以，很快我们的队员便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甚至可以说失衡的心态早在“5.19”之前便已经压垮了中国队。

具体到这场比赛，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比赛的当天上午，当香港队结队出去旅游时，我们却在开了整整一个上午的会，讨论的焦点便是如何拿下这场比赛。结果，半天的会议下来，队员们的思想压力进一步加大，头脑也变得发热起来，恨不能一口就将对方吃下来。本来我们这支队伍应该说通过亚洲杯树立了一定的自信心，队员本身也挺有自己的特点，配合上也可以说相当的不错，但经过这么一番折腾，队员们一站到球场之上居然除了焦急还是焦急。在对方先进一球的情况下，我们的这种焦急更加是表现的淋漓尽致。虽然上半场我们凭借李辉的进球将比分扳平了，但队员们的焦急情绪并没有减弱。下半场，我们攻击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但深知中国队一定想赢的郭家明却依然是老虎不出洞，令中国队只见开花不见结果，反而又被对方利用一次任意球的机会将比分反超。极度的急躁终于不是救了中国队而是害了中国队，最终我们输掉了这场比赛，我本人也在这场比赛后不得不引咎辞职，离开了国家队主教练的位子。若干年过去，我现在和郭家明也已经成为朋友，说起那场比赛，他总是笑着说：“赛前我就已经料到中国队不仅输不起，甚至也平不起，所以我们的战术就是要让中国队在急躁中自乱阵脚。”

“‘5.19’后有人实寄来了刀片和绳子”

曾雪麟一直对足协领导不懂球深恶痛绝。

面对1比2的比分，队员们傻了，我也是欲哭无泪。球迷们开始在看台上闹事，我和队员们则呆坐在了休息室内。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我们就那样呆呆地坐着，没有任何人说话，有的只是很多队员在不停地擦抹眼泪。我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外面球迷在高喊“枪毙曾雪麟”、“打倒曾雪麟”，但是我那时还不知道外面已经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件，那时我的感觉可以说已经完全麻木，心中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这一届世界杯就这样结束了！

在公安的大力保护下，我们撤回到了龙潭湖的住地。也正是从那一个晚上开始，我们有整整一个星期被球迷围困在了住地，不要说已经订好机票的队员无法回家，就连正常的洗澡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可能的了：为了避免和球迷正面接触，公安部门要求我们必须留在房间内。事实上，我也是直到第二天才知道北京乱了差不多整整一个晚上，知道有28辆汽车被砸掉了，有100多名球迷被抓起来了，事态之严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由于在被砸掉的汽车中有一些是外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所以我更加意识到事情已经远远不是输了一场比赛那么简单，个别本来对中国就不怎么友好的国家果然借机加大了对中国政府的攻击力度，指中国存在民族主义问题，存在明显的排外情绪等等。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进行开始了球队的自我总结，而我本人则做出了引咎辞职的决定。因为在引发生那么大规模的骚乱的情况下，我必须站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实际上，在我6月1日正式对外宣布辞职之前，也确实接到了很多的球迷来信和电话，全部是骂我的，甚至还有人实寄来了刀片和绳子，让我“自行了断”。在这个过程中最让我哭笑不得的一件事则是，因为美国之音报道说我已经从四楼之上跳下来自杀了，以致于我爱人的一位朋友连夜从上海给我爱人打来电话“表示慰问”。事实上，虽然那段时间就连我自己也觉得自己这一辈子算是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敢出门见人，由于整夜失眠，熬到眼睛都坏了，必须到医院进行治疗。

不过，6月16日宋任穷对我的专门接见可以说也很大程度上帮了我的忙，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中国队犯下那样的错误，其实根子上的原因还是在于体制。而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在我已经宣布辞职之后，反而有很多球迷写来了安慰我的来信，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么三种类型：一是说我不像男子汉，怎么输了一场球就扔挑子了，我应该理解他们骂我其实是因为太喜欢这支中国队了；二是安慰我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应该哪里跌倒哪里爬，东山再起；第三种则是劝我想开一些并多注意休息，保重好自己的身体。我甚至至今都记得有这样一户无锡的人家，他们在召开了家庭会议后决定邀请我到他们在太湖边的家中进行一个月的休养，费用他们全包，这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出的决定。另外，很多学生球迷当时也特别让我感动，他们总共寄来了几百条的红领巾。一场“5.19”可以说在让我感受到了作为中国队主教练的巨大压力的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的球迷既冲动又可爱的一面，而这种记忆对我来说无疑将是终身难忘的。

“‘5.19’之后我还能站起来是奇迹”

足球是曾雪麟一辈子的爱。

在经历“5.19”事件之前，我的足球之路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我甚至没有当过任何人的助理教练便干起了主教练的工作。记得在50年代末的那次中国派队前往匈牙利学习时我还只是张俊秀的替补，但1959年的时候我便成为了天津队的主教练。本来我是准备再踢一段时间足球的，但当时我在天津队的队友从我在匈牙利期间便一直比较动脑筋学习足球理论这一点上得出我适合当教练的结论，于是一致举荐，结果便将我由球队队长直接推上了主教练的位子。没想到我这一上居然还就取得了成功，当年便率队夺得了联赛和杯赛的冠军。其后的几年间，天津队也一直都保持着全国前三名的成绩，1965年和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离开天津队后我便到了北京队，本来北京队的成绩比较一般，但在我执教之后进步明显，由我为球队确立的“小快灵”战术指导思想甚至在职业联赛开始之后还依然是北京队的主要战术思路。当然，促使足球办公室将我选拔为国家队主教练的直接原因可能还是在于我率领北京队在1982年夺得了全国联赛的冠军。虽然我最终在国家队可以说失败了，但事实上，直到“5.19”之前，中国队的表现应该说都还是让球迷们比较满意的。

当然，无论我取得过怎样的成绩，对于“5.19”的失败至少当时很多球迷都是感到难以接受的，事实上那次失败也是对我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当时很多训练局大院的人都议论说：“曾雪麟这一辈子算是完了，甚至命也长不了了。”虽然没有人当着我的面来说这样的话，但由于我爱人陈孝彰是体操队的总教练，所以外面的议论我并不难以知道。老实讲，在“5.19”刚刚发生的那段时间内，我对于自己是否真的还能够挺得住也没有多少信心。至于我最终没有倒下，说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得感谢宋任穷，因为他在接见我的时候曾经专门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世上没有常胜的将军。在我带兵打仗的时候，我是这样来判断一位连长是不是一位真正的好连长的，即便他在100场战斗中打了99场的败，但在最后的较量中他取得了胜利，那么他就是一位好连长。这句话给我的影响可以说相当之大，所以在“5.19”之后我虽然没有再出现在中国足球的第一线，但我却始终都没有离开过足球：我进入了国家体委训练局的咨询委员会，专门负责到全国各地进行足球的调研工作。至于说我后来为什么会到深圳，则是与我经历的人生的第二次重大打击有关：1989年11月24日，当我正在上海出差的时候，我的爱人却突然在带队备战90年亚运会的过程中出现心肌梗塞去世。于是便有我在梅县老家的老乡和同学建议说：你还是到南方来住一住吧。所以，直到现在虽然我多数时间住在深圳，但我的组织关系仍在训练局，工资也还是在北京领。

我在“5.19”之后还能够站起来，便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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